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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常以为炸金花游戏，麻将是成都人自古以来的喜好。

因为疲劳难免会有小伤出现，所幸的是即便比赛中托雷斯有一拐一拐的现象，但是并没有大碍，而且还不断给队友制造机会，禁区内虽然没有得到更多的好机会，有两次都是背身拿球，而且很难转身形成射门，但是他还是护着球传出去继续组织进攻，他的坚韧和顽强是通过无数场比赛看出来的，可以说托雷斯就是绿茵场的一粒珍珠，赢得的应该是赞叹和尊重。

那么成都人到底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打麻将？

　　提到麻将一般人会想到哪里？肯定是四川了，再精确点就是成都。

成都俨然已经成了麻将都，连百度指数都知道，搜索麻将相关度最高的地区就是四川。

　　但如果回到一百年前，在中国评选出一个麻将之都，竞争力最强的城市一定不是成都。

以赌博闻名的香港、站在时尚前沿的上海可能还更有希望，成都只能是仰望着各位赌神大哥的小跟班而已。

麻将成为国粹甚至是成都名片，时间可能比你想象的要短很多。

　　麻将本来也不是四川特产。

据现有研究，麻将牌大约成型于道光咸同年间的江浙地区，最初流行于船夫商人之间，后来上层人士家的妇女们开始将麻将作为一种消遣。

　　据说妇女打麻将能促进家庭和谐，被控制在家里就避免“思淫生邪” ，因此麻将也多被父权社会所允许甚至鼓励。

在《青青电影》杂志描述当红影星袁美云时说：“(袁)平日欢喜兜了搭子, 在家里叉叉小麻雀（麻将）, 毫无时下女星浪漫的恶习惯。

”

　　“妇女生活”专栏, “叉麻雀”被标题为“家庭生活”放在了版面最显著的位置，打麻将在此被认为是大众女性正当而时髦的娱乐生活。

/1935年第7期《玲珑》杂志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麻将仍以官员、士绅、商人、知识分子等城市上层人士及女性眷属为主要玩家，其娱乐成分大于赌博成分。

官员们联络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共将麻雀等闲搓”。

在民间，一些中下层平民，受上层风气的影响，也效仿上层社会追逐新兴的娱乐潮流，开始接受麻将。

　　作为一种现象级的全国游戏，麻将的流行像今天的“王者农药”一样引起了各级人士的关心和忧虑。

在1904年《警钟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一位晚清作者表达了对麻将的担忧——人们总是沉迷于赌博娱乐，而不关注更重要的事情。

于是他建议将麻将上的数字换成了跟宪政有关的名词，变成教育工具。

　　据《警钟日报》报道，改良后的麻将牌包括政府类型，公民阶层，国家，大陆，海洋，技术等/ Source: “Majiang pai” (1904)但是很显然，这幅麻将牌并没有得到推广，时局将天平转向了痴迷麻将的一边。

从1916年开始，中国大地陷人军阀混战时期，至1928年基本结束。

军阀混战让普通市民丧失了安全感，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尽量避免外出或与各路军人接触，以免惹火烧身，于是在家打麻将成了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

　　1920年，就有作者写道：“摊开麻酱任郎搓，休到会场婴祸罗。

记取星期行不得，须知此日军人多。

”就是说世道混乱不要乱跑，在就家里打麻将吧。

　　军阀混战也让成都在麻将界脱颖而出。

由于四川军阀统治为“防区制”，军阀混战直到1935年蒋介石裁军整编才结束。

这一时期发生在四川大大小小的战斗约400余起，成都比其他地方承受了更长时间的混乱。

　　杜宇先生曾回忆说，“成都的赌风，在清末民初一段时间里并不突出，上流社会中经常打牌的家庭并不多。

只是逢年过节，做生日，办喜事的时候，摆上几桌麻将。

”但在混战时期，许多军阀本身就是嗜赌如命的大赌棍，家庭、客栈、店铺无处不设赌场，商人、政客、军官、烟贩、土匪等几乎无人不赌。

军阀将成都麻将之风推向高潮。

　　军阀混战结束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战略大后方。

在这种国家动荡的大背景下，赌博更成了及时享乐的方式。

即使是在日军大轰炸期间，成都的麻将活动也没有停息过。

　　成都作家流沙河曾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941年7月，日军轰炸成都，死伤上千。

在成都一幢小洋楼上，“围桌有麻将牌局，三男伏在桌面上，一男倒在桌旁，另有三女也倒在各自的坐凳旁。

”抗战期间成都最有名的大事件就是“跑警报”，随着凄厉的警报声响起，全城百姓都要躲藏或疏散，而这几个男女在敌机袭来时仍稳坐麻将桌旁，可见灾难频繁，生死也就置之度外。

　　尽管国民党政府曾经花大力气禁止打麻将，不少公务人员因此丢了官职，甚至还有丢了命的，但也总是收效甚微。

禁毒运动往往持续一段时间后不了了之，麻将依旧是人民的心头最爱。

　　可以说，从军阀混战开始，成都麻将便和普通市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逐渐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但即便是那时，麻将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娱乐。

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写当时的俚语说，“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

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

三个中国人，做不成事。

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

”尽管当时他住在重庆，但说起麻将来，仍是“中国人”而不是“四川人”或“成都人”。

麻将真正成为成都名片，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

　　1949年，新中国成立，麻将因为带有赌博性质和旧社会的封建文化，被视作“资本主义腐败的象征”，被全面封禁。

从1950年开始，成都市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到1954年成都的“黄、赌，毒”基本绝迹。

　　作为赌博形式之一的麻将活动，也随之消停。

文革期间，麻将更是因为“腐败”特性，在大陆几乎绝迹。

直到1985年公安部发布《关于公安机关不再干预麻将、纸牌的制造、销售问题的通知》，才让麻将再度成为一项休闲娱乐活动，而此前都是“麻将赌博”。

　　曾经有可能引来政治麻烦的麻将如今被光明正大地摆在了台面上，长期的压抑也需要被娱乐释放。

社会学家Paul E. Festa在当时的研究中写道，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所有阶层、职业和年龄的人似乎都被“麻将热”迷住了。

　　在1999年冬天，Paul E. Festa去成都和乐山访问时甚至看到了人们在人行道和街道上打麻将的情形。

这一看起来就是成都特色的街头文化，他在1994年访问的时候却几乎没有看到过。

　　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年里，麻将在恢复人们生活乐趣方面功不可没。

当时的记载写道：“不仅退休、家庭主妇、私营企业和工人打麻将，还有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大学生，甚至是中学生也喜欢玩这个游戏。

”

　　到了1998年，国家开始推行“健康麻将”，并在广州举办了首届健康麻将邀请赛，麻将在国内开始走出污名，迈向文化标志，它有了更多的理由迅速发展，但人们也有了更多的机会选择麻将之外的事物。

　　从80年代麻将再度兴起，到90年代的繁荣发展的那些年，正是改革开放最初的年份，是人们最有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些年，但四川省和其他省份面临的境遇却并不一样。

　　跟人们所以为的天府之国不同，四川省一直是新中国最穷困的几个省份之一。

从八十年代开始，四川省始终都是人口迁出最大的省份。

　　80年代四川省的人口净迁移率为-8.2‰，位列迁出率第一位。

在90年代的迁出人口中，每100人中就有12.76人来自四川，接下来是湖南9.93人，安徽9.14人，江西8.25人，河南7.24人。

　　2005-2010年间，河南才超越四川成为人口流出第一大省。

当年轻的劳动力外流，留在四川的就是需要打发时间的老幼妇孺。

　　通过各省市大学新增大学生/离开大学生的比重也能看出差异，四川依旧是人才输出的省份，每有3个大学生来到四川，就会有4个四川学生离开。

大学生人口的外迁带来的是高素质人口潜在供应下降。

　　人口输出使川菜和川妹子的名声传到了全国各个地方，但与之对应的，是大量的老人儿童留在了四川。

本地所能接触到的外来文化更少，本土文化发展更快。

当长三角的上海开了一个个咖啡厅，珠三角的广州开起一个个迪厅时，成都的老茶馆依旧是人们休闲娱乐最爱去的地方。

　　最想要积极赚钱的人已经离开了四川，本土的经济状况也并没有提供给剩下的人更多拼命工作的空间。

1989年，四川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78亩, 比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2 亩低35 %。

同年，四川省人均社会总产值为1486元，而全国平均水平为2883元，几乎只有全国水平的一半。

　　四川省的工业基础主要形成于1966-1975 年“ 三线建设” 时期这10 年间，其中重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的比重高达93.3%?；在八九十年代，重工业始终是四川经济的主要支柱。

这导致四川省工业结构效益差，难以取得外部经济效果。

重工业越发达，意味着当地人民更需要依靠国有经济来生存，自由市场下的经济则增长乏力，阶级流动性也更弱。

　　学者们研究了那些喜欢赌博的地区发现，越是对阶级流动不信任，越有可能沉迷赌博，耽于享乐。

当看不到有效的上升途径时，人们更喜欢那些通过“运气”而一夜暴富的神话。

在流动性低的社会中，人们最想要的不是勤劳智慧，而是“运气”。

这也是为什么麻将更容易在农村、在妇女老人中盛行，因为对他们而言，有效地创造价值更难。

　　天府之国的安逸并不是因为富庶，而是因为经济低迷。

留在四川的人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能出去的都已经出去了，留下来的努力工作跟一般努力地工作，在获取的报酬上不会差太多，四川人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理由将目光转向娱乐上。

到了今天，麻将机销售份额最大的省份也是在四川。

　　不仅仅是成都选择了麻将，麻将也选择了成都。

当曾经的热潮褪去，麻将变成一种普通的娱乐时，它更需要悠哉的生活资本。

显然，相比于急忙追求现代化的城市，成都不用那么慌张。

即便是面对最让国人头疼的房价，成都都要少一些担心，在35个大中城市中，成都的房价收入比排在26位，在深圳买一套房子比在成都难3-4倍。

　　根据智联招聘的调查显示，2015年成都市的平均月薪为6151元，在32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13位。

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2011年对全国10个城市上班族的调查显示，在10个城市中，大连上班族日均工作时间8.6小时最长，其次是上海8.4小时，成都则以8小时位列最后一位。

所以你看，工资还不错，上班时间又短，这才是成都人的生活，不打麻将更待何？

　　如果我们再来看成都的人口组成，就更好理解了。

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四川省和重庆市的老年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为全国最高，分别达到了16.24%和16.04%；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则奔到了24.43%和26.56%。

据成都市民政局统计，截至2014 年 末，成都60岁以上老年人有249.6万，占总人口的20.6%，老龄化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个百分点。

被认为可以锻炼脑力预防痴呆的麻将，当然是老年人不错的选择。

　　进入千禧年之后，曾经作为“国赌”的麻将，在国家的正名下，摇身一变成了“国粹”。

愿意将这一文化发扬光大的城市，也不会太多。

　　针对国外社区的研究显示，无论当地的文化水平如何，麻将都被视为一种中国化的游戏。

一个有更西方倾向的中国学生不太可能打麻将，而更有可能参与西方主流的赌博。

对于中国来说，麻将是一种传统娱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更愿意接受新潮的娱乐甚至赌博方式，而不是虽然象征着国粹，但更容易让人想起大爷大妈和家庭妇女的麻将。

　　王明珂用边缘文化的理念解释了这一差别。

当西方国家带着进步科技进入亚非等地竞夺资源时，亚非等地国家知识精英既需要呼吁团结，也要呼吁进步。

因此，“传统文化”有了相互矛盾的二元性质。

一方面，它代表民族共同的“过去”，可借以团结国族同胞；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代表落伍、守旧，而与民族的“进步”相抵触。

　　所以一个普遍现象便是，国家中的男性、知识分子、都市居民等社会核心人群虽自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但他们却不实践“传统文化”，而是鼓励国族中的边缘人群，如女性、乡民、原住民、少数民族等等，来背负与展演“传统文化”。

所以你会看到，印度与日本之社会上层皆常见穿着欧式西服的男性，伴着穿传统服饰的女性，春节晚会中常见的少数民族歌舞文化， “边缘身体”成为文化展示的工具。

　　更加现代化的大城市不会将曾有赌博污名的麻将当做自己的文化标志，而乐于展现地方特色的成都则借助麻将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市井文化，并乐意为安逸的生活代言。

早在2003年，成都市政府就表示，要“把成都建成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打造休闲之都。

”被确立为“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区”的都江堰更是将麻将作为特色旅游项目。

　　快节奏的北京拥有全国最多的运动场馆，小资的上海拥有全国最多的花店，而成都自豪的却是自己拥有全国最多的茶馆（9264家）、KTV（2344家）、串串香店（1302家）、书店（1129家）。

于是当深圳又涨了一轮房价，北京又冒出来几百个创业公司时，成都的麻将也又打了好几圈。